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第一篇：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首先，表明立场。我是坚定的支持自由市场主义，不赞成政府去干涉经济发展。因为市场经济在这数个世纪的运行和发展，已足以证明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然，就像永动机一样，没有完美的存在，市场经济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很难根除，譬如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经济危机。但这就像一场巨大的洗牌一样，让身体强壮适应市场资源配置最优的企业存活下来，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风险的，以便在下一次发展机遇中让优势企业更加蓬勃茁壮起来。但一旦政府掺加其中，就会变味。政府从起源来看应是全体公民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签订的一份契约，同意出让部分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健全运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为应有利于全体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预经济，必然会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损失，无论受损受益的是贫富哪一方，都从政府的本质来说是不符的。

读完张维迎教授的《反思经济学》，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是：“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我想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场运行完全不需要假设，那么通过假设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学本身就具备先天的发育不良。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应是解释现象的，而不是从某些现象中捏造理论再去套用现象。换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楼阁，从而推演出的理论也不足为信。譬如说一个商店的购买量和销售量是可观察到的，永远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给量是意图之物，只是逻辑上的概念。我们只能假设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论，但实际运用中其是否时时相等的，想必是不见得。更何况，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其应该是时时不相等才对。

因为自己读的东西比较杂，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体系。最早看比较正规的经济学读物是《国富论》，然后是看完张五常先生学习经历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张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约本质》和《佃农理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理论》。读的东西很杂之后感觉经济学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百家争鸣。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系统的逻辑的阐述对整个经济学的认识。所以这个文章就是依附张维迎先生全文逻辑构造，付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开头我们讲到了经济学的架设。我觉得张维迎先生的假设不是很正确。我理解的经济学假设应该是这三个：1.经济人（理性人）；2.资源的稀缺性；3.“收益递减”规律。我不是很理解其这三个假设是从哪来的，但无论从何谈起，经济学的这三个假设应该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开叙述了。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政府干涉经济的原因有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阐述了，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

韩愈的《马说》中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伯乐。所以结果往往是有权力的人成为计划者，计划监督者和评判者。我们早先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从理论上说它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没人知道正确的比例是多少。正因为没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确的人，所以贸然干涉市场运行，必定会产生问题。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会更简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过“交换”，前提是“自由”。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社会发展必然有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来的容易。张维迎先生谈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产生的内生增长。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表现，最根本的应该来自于“交换”。只要双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满意的进行交换，价值变产生了。因为财富并不取决于物质，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使用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当），你去过早，买了一碗3元的热干面。你一定是觉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热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会去买，那么其中差价不就是新增的财富。对于店家，他一定是认为这碗热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卖给你，这其中的差价也是新增的财富。这就是交换带来的财富增长。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产权界定不清带来了外部性的种种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维迎先生说“我们在公有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更需要产权制”。我想更清楚一点阐述的话，是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所有权的不确定，就不会出现真正的交换。就像我们的国企，我们的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并不拥有这些企业，他们仅仅是代管，走马上任一番，自然不会对不属于自己的资产上心，时时爆出的国有企业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贪污腐化啊，转型期的国有企业厂长进行“mbo”侵占国有资产，五大行为了剥离自己不良资产成立的诸如长城、信达、东方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门人不用对自身的错误负责的结果。而市场机制的优越处就在于它会强制那些犯错的人承担后果，而不会牵连消费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产权的界定不明，会使整体的国民为那些企业承受损失。

我们在来讲垄断，垄断的形成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便是该企业在该行业中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我们要反对的是政府强加的垄断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垄断。因为市场中的资本总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项目。一旦某个企业在某行业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必定收益率会上升，尽管他会设置各种进入门槛，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的侵蚀它的门槛同时逼迫他不断提升自己技术。也就是“自由进入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形成持续的垄断”。但政府一旦设置门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会使这家企业形成寡头，从而一家独大，然后店大欺客。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屋子，自然垄断就像是门口装着一扇木门，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盗锁，但是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垄断就像是没有门，只有两个黑面门卫，一副生人勿进的表情，你只能盯着宝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进取的胡作非为。君不见我们一汽最不要脸的口号“拿市场换技术”，然后是“人财两空”。

再来谈价格。市场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发挥其调节作用。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正是这种对立，是双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价格=边际成本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无限制的价格是供需双方最合适的状态，一旦对价格进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应求都最终会导致腐败。譬如最低工资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规定价格，但却不能去规定企业应雇佣的人数和房东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再来看消费。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一直在促进消费，为了保证gdp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我是赞同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依赖于高储蓄，它支撑着高投资。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消费的钱最终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其储蓄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经济 ……此处隐藏13462个字……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腐败问题。张维迎表示，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源于体制改革不到位。腐败归根到底还是由职权导致的。职权和产权的重大区别，在于职权不能有偿转让。所以，当一个官员在其位时，由于他所指挥的大笔资产不属于他，而且他离开这个位置后就不能再指挥这笔资产。那么，他在在位的时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国职权和产权同时共存，有些人获得财富变得富有了，不是由于他给别人带来幸福，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获得稀缺资源。而有些官员也希望通过权力寻租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中国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张维迎说。

未来我国构建市场逻辑重在建立市场信任

“信任，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信任，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张维迎说。古代社会依靠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模式，粮食是自己打的，蔬菜是自己种的，所以可以放心地食用。而现如今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基本全都

不是自己生产的。生产东西的人不消费，消费东西的人不生产，两者有时甚至相距千里。所以如何让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尤为重要，缺少它，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

对于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建立信任，张维迎认为关键还是要健全连带责任。“公元前350多年前，秦国的秦孝公当政的时候，他聘请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变法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就是连坐制，十户编成一组，五户一组，所有编组里的人承担连带责任，一个人犯法，株连九族，这个制度对皇帝统治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一个自我监管机制。连坐制对中国的统一非常重要。”

张维迎表示，其实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坐制或者连带责任。不同的是，古代的连坐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而现在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企业产权制度理论认为，一是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员工要承担连带责任，老板意味着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是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的责任是一个链条，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开一辆宝马车，开到高速路上突然轴承断了，你受伤了，谁负责任？宝马公司负责任。即使事故原因是由钢材不合格导致的，而钢材企业生产的钢材，离生产宝马的汽车公司相差好几个环节，汽车有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直至五级供应商等等，宝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宝马公司都要对所有的供应商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市场的奥妙。”张维迎说。

张维迎同时认为，一个人有多大承担责任的能力，才能挣多大的钱。“如果你有本事能为一个人承担责任，你就当一个个体户，如果你可以为十个人承担责任，你就管十个人的企业，如果你可以为一万个人承担责任，你可以管一万个人的企业，为十万个人承担责任，管十万人的企业。企业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承担责任的能力有多大，而这个能力包括你的管理技能，比如你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个很好的激励制度，监督制度。”

张维迎以三聚氰胺为例：“2014年中国出的最大的食品事件就是三聚氰胺事件，好多牛奶公司都认为很冤，这个三聚氰胺不是他掺加进去的，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的牛奶卖到市场上没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奶站加进去的，但是对不起，你作为牛奶公司，要赚这个钱，就要对成千上万的奶农、数十个奶站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出问题了你就要赔偿。最后，三鹿垮台了，老板还要被枪毙。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一定出问题。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市场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张维迎表示，垄断企业的出现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一味地进行反垄断，反而会损害我们的福利。如果一个行业里有非常多的企业，每一个企业都让价格发挥作用，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信任。任何一个行业，最后竞争剩下来的必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信誉良好的大企业。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对人类发展可能是最合适的。这些有信誉的大企业的出现，有利于我们建立对市场的信任，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如果人为地拆分这个市场，可能不是改善了我们的福利，而是损害了我们的福利。

现场问答

问：我看过您的书，市场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福利。但是市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也很脆弱，同时它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应该如何解决？

答：第一点，外部性是与产权有关的。公有制机构都具有外部性，因为在这里的人干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任，这就会产生外部性。引入产权，就可以有效制约。第二，有技术上的难度。定义产权很难，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好定义。

我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好还是靠市场。比如控制环境污染，怎么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现在开始有了碳交易，芝加哥有7号交易所。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救灾这种问题，也是哪个地方市场机制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的救援情况就好。有好多领域我们可能觉得市场不能起作用，但是其实不是市场不能起作用，而是我们没有让它起作用。

问：如果不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不改变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扩大国内市场从何谈起呢？您觉得这种状况和您对自由市场的倡导是不是相合的呢？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完全同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怪现象，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城市身份和农村身份，现在北京有五百万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大量的农民在城里，但是不享受城里的条件，这对市场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现在的中国城市化有些虚假，到2014年城市人口是45%，但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只有33%，有12%的人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我觉得应该尽快地去解决。我觉得这与我讲的没有矛盾。

再进一步讲，一个市场，在中国分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这本身听起来就有点荒唐。其实大家多看一点历史就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包括我们讲的乡镇企业，所有的国家发展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英国人当初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英国人开始发展纺织业，跟温州人的家庭工厂是一样的，美国工业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当初的一个小镇最后变成了大城市，这些都没有独特性，我们真正的独特性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乡和镇的政府拥有的，这就是我们的乡镇企业独有的。

问：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说人民币汇率在没有形成一个自由变动机制的情况下，所有出口盈余的部分都变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素，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您觉得现在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盈余很多，外汇卖给央行，央行不断地收入美元，放出人民币，储备多了，本币就要大量地外放。所以，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央行现在买回来一些央票。你讲的汇率问题，我想谈一点，美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政治化，中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情绪化，这都不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看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对美国没什么好处，但是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会使美国人付出更多。如果美国人愿意把它的东西都免费送给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才是，中国的东西免费送给美国人，美国人应该高兴才是。这是我的观点。